80 分的從容

 隨著負責新聞與行銷的同事即將在三月離職，一邊為她被挖角感到欣喜，另一邊也心知肚明，這份沉重的擔子極大機率會再度落回我肩上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，但內心深處仍難免有些不以為然。

前幾日，長官召集相關人員說明分工，除了點頭同意，似乎也別無選擇。隨後長官私下與我深談，他理解我的個性：我不愛拋頭露面、不擅與記者搏感情，更傾向於扮演深思熟慮的「專業幕僚」。因此，長官商請了別科同仁支援對外聯繫與新聞行銷。

的確，我是個標準的「社交 I 人」。對於長官這樣的安排，我雖點頭同意，但也清楚工作量勢必會增加。不過，我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自虐，現在的我，如果能力是 80 分，那就安於 80 分的表現，不再強求那難以企及的 90 分。畢竟「兼辦」與「專職」有本質上的差異；若我是專職，自當追求滿分，但在身兼數職的現實下，問心無愧已是最大極限。

看著弟弟在臉書上寫下「想自由」，我不禁深有感觸。年紀愈大，對自由的渴望愈發強烈。這就像年輕時為了美感，可以忍受整天穿著緊繃的束腹或高丹數褲襪；但現在，那樣的束縛只會讓我整天不自在。人的想法會隨時間改變，年輕時是初生之犢，總想拼搏一番功名；而今，顧好身心健康才是首要。那些如浮雲般的功名，早已不再重要。

無限迴圈的會議

 我只能說，這是一個熱愛開會的團隊。在每場正式會議之前，總有無止盡的「會前會」，承辦人光是應付那些會議資料、奔波於各個會場，就已經耗盡體力，根本無暇處理真正的業務。

如果會前會是為了縮短正式會議的時間、針對細節先行定案，那也罷了；但現實往往是，小組會議衍生出的問題涉及其他單位，卻因對方未出席而無法定案，只好被迫再開一場會。更令人氣餒的是，有時主席的結論竟然是「提至某會議再行討論」，於是事情陷入了「開會、再議、再開會」的無限迴圈。這種看似謹慎的過程，實則充滿了無效率。

回想起以前辦理大型活動，通常是兩個月召開一次大會，各局處代表全數出席，所有爭議當場討論、當場定案，絕不拖泥帶水。反觀現在，光是一個設計展，表訂一個月就要開四次會，頻率高得令人咋舌。

說穿了，在大家都不想承擔責任的氛圍下，事情只會變得舉步維艱。上位者擅長講場面話、畫大餅，但重點在於：有沒有給予基層足夠的執行時間？我們手中並沒有仙女的魔法棒，點一下計畫書、招標文件和會議資料就會自動生成。我們是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的作業時間，而不是無止盡的空談。

調職適應的真實告白

 同事調到新單位才報到四天，便顯得極度適應不良。在那樣的氛圍裡，每個人都埋頭忙於自己的瑣事，讓他深感孤單；加上業務繁雜，一時不知從何下手，徬徨與焦慮讓他夜夜失眠。

那種孤單，我其實感同身受。初來乍到、人生地不熟，人脈要重新建立，業務要從頭學起，甚至連想開口請教都不知道該找誰。想起當年我剛調到台北時，同樣身陷這種困局，加上當時懷孕初期的生理不適，那種「啞巴吃黃蓮」的苦楚，至今記憶猶新。

然而，這些心靈的坎終究是自己的功課，只能靠自己慢慢消化。旁人再多的「別緊張」、「放輕鬆」，往往都像隔靴搔癢，因為最大的心魔始終是自己。

上週讀了侯文詠的《我的天才夢》，書中提到綜藝節目裡的「恐怖箱」遊戲：藝人們之所以嚇得花容失色，追根究底是因為「未知」。他說：「如果把人生許多未知的時刻想像成恐怖箱，其實箱子裡的對象，多半是不值得害怕的。」一旦看穿了恐懼源於未知，盲點便能突破，心底的恐慌自然也就能止息。

看著掙扎的同事，我不知道該如何給予實質的安慰，只能默默充當他的「垃圾桶」。讓他有事就來找我發發牢騷，彼此交換工作上的各種鳥事。我始終認為，工作就是這麼回事，既然已對考績看開，不如就單純地想：我來這裡就是為了賺錢，而非交朋友。一天八小時，時間到了就走人，不必過度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只要份內之事問心無愧，剩下的便與我無關。

如果連自己的身心都照看不好，旁人的閒言閒語又奈我何？在那恐怖箱裡，其實什麼都沒有，有的只是我們待修煉的內心。

尾牙熱鬧落幕，只剩承辦人的心累與荒謬

 隨著尾牙燈光熄滅、人群散去，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。原本以為終於能鬆一口氣，但內心的焦慮與憤慨卻久久無法平息。這場看似圓滿的聚會，對身為承辦人的我而言，簡直是一場考驗耐心底線的折磨。

現場要處理的「人為狀況」多到令人心寒。因為吃素的人總計四十一人，一定是有一桌坐進是安排十一人，接著就是無止盡的糾纏，抱怨按人頭計算的菜餚份數不夠，我只能像個救火隊，低聲下氣地協調改送個人套餐。更荒謬的是，竟然有人沒中獎也跑來「盧」了半天，堅持自己聽到了名字，無論如何解釋都不肯罷休。面對這些無理取鬧，我當下除了「受夠了」，再也沒有別的詞能形容那種心力交瘁。

除了現場的難堪，籌備過程更是瑣事纏身。一下有人吃葷想改素，一下抱怨座位安排不當；甚至到了活動當天，還有人隨興地說想改吃素，完全無視背後行政作業的繁瑣。

本以為活動結束就能解脫，沒想到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頭。一回到家，就看到有人將表演節目影片上傳，隨即有記者盯上森巴舞服裝，質疑尺度過於暴露。我一邊感受著雙腳的痠疼，一邊還得在腦中構思回應稿。這場惱人的活動雖然名義上結束了，但留在心底的疲憊與厭煩，恐怕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消化。

這就是承辦人的日常，所有的光鮮亮麗都是別人的，而背後的混亂與承擔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

拒絕內耗的智慧

 走過這麼多年的職涯，我終於明白：了解自己的底線與能耐，比盲目地盡心盡力更重要。我不再強迫自己在每項工作都必須做到完美。

民國 112 年，新任長官極度重視臉書經營。身為資訊業務承辦人，我理所當然地被指派為小編，與兩位年輕同仁組成團隊。坦白說，當時我早已許久不碰繪圖設計，但在長官的強力督促下，那一年我們臉書團隊還是勉強達標。到了隔年，單位安排了一位專職同事負責臉書與新聞發布，我才終於卸下重擔，落得輕鬆。

然而，時光飛逝，這位同事預計在今年三月離職。我有預感，臉書與新聞這兩件差事，極有可能再度回到我身上。但我心裡很清楚，自己的專長並不在這，我無法做得像那位同事一樣出色，也沒打算為了追求那樣的高度而把自己累得像條狗。何苦為了不擅長的事，把自己逼進死胡同呢？

有了這層認知後，我不再感到心慌意亂。我的立場很明確：長官要我做，我會承擔這份工作，但請不要拿我與前任同事比較。如果真的不滿意我的風格，那就請長官另請高明。

又過了一年，我發現自己的內心變得更加強大。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動，先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態，才是最真實、也最值得的事。

競爭與合作中尋求平衡

 俗話說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

在台北服務時，能明顯感受到「課本部」與「里幹事」雖同屬民政課，卻像是兩個不同的團隊，分工極其明確。台北市是「一里一里幹事」，里幹事的人數甚至比辦公室的行政人員還多，因此課本部許多業務，都得仰賴這群大哥、大姐們的協助。

這些里幹事們性格鮮明，各個都有獨當一面的氣場。當時全區分為四個分區，彼此間涇渭分明，私下雖然存在競爭，但也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合作關係。只要跟各分區的領隊溝通好，大家多半會義氣相挺。我想，那是一種「不想輸給對方」的榮譽感，讓他們即使在彼此較勁的氛圍下，依然能盡心盡力地完成任務，這也是那裡工作環境中「可愛」的一面。

來到大溪後，這裡的生態又與台北不同。了解這些「眉角」之後，我始終抱持中立立場，不特定與誰結盟，更不在背後道人長短。這種不偏不倚的作法，讓我得以在不同勢力間穿梭自如，需要請託協助時，大家也通常不會太過為難。

所以說，初來乍到一個新單位，眼睛放亮、看清江湖規矩是首要任務。江湖雖然險惡，但只要懂得分寸、守住中立，自能在那份競爭與合作的交界處，找到自己的安穩位置。

那一年的尾牙回憶

 下週三，單位的年終檢討會（尾牙）即將登場。算一算，從民國 109 年至今，我已經連續承辦了六年的尾牙。儘管流程早已駕輕就熟、了無新意，但前置作業依然耗費心神。尤其是改用電腦摸彩後，整晚我得像顆陀螺，不斷在長官、主持人與程式控制人員之間穿梭。往往要等到活動結束，坐上車子那雙站了一整晚的腳才有機會坐下來休息。

事實上，公務機關並沒有編列「尾牙」預算，多半是從業務費中勻支；至於摸彩品，通常是清理年度宣導活動後的剩餘物資。這讓我想起在戶政事務所的某一年，我們叫了外燴，由我一手布置餐敘場地。為了活絡氣氛，我花了好大一番心思，為每一道菜想了一句吉祥話，印出來貼在會議室周邊，再點綴些年節飾物。下班後，大家圍坐在一起吃尾牙、抽獎，那場面（我自認為）既溫馨又熱鬧。

那大概是最後一次由各所自行辦理，後來便改成與縣府戶政科聯合舉辦，由各所輪流作東。參加了一兩次後，我離開了那個環境，隨後幾年也與尾牙絕緣。老實說，既然沒有正式預算，又何必非得效法民間企業大費周章？如果單位主管有心，簡單請同仁吃頓飯敘舊即可，實在毋須勞師動眾。畢竟，對承辦同仁來說，這終究是一份額外且沉重的負擔。

然而，我仍深深佩服當年的自己。竟然會想出幫每道菜命名、讓大家猜題的點子，或許那是年輕才有的傻勁與熱忱，總想在平凡的公務生活中來點不一樣的火花。或許多年後沒人記得那場宴席，但至少我記得——記得自己曾經如此瘋狂、如此用心地對待過生活。

身障運動會場邊的生命對話

 在台北服務的日子，我的工作重心在體育業務。每年例行的活動排得滿檔：親山步道健行、路跑、區民運動會、龍舟賽、身障運與市民運動會。以每個活動大約兩個月的籌辦期計算，一整年幾乎都在與時間賽跑。

在這些川流不息的活動中，身心障礙運動會最令我印象深刻。比賽項目繁多，包括游泳、保齡球、田徑及趣味競賽，而趣味競賽的選手，多半是來自「自閉症協會」的孩子。我的任務是負責報名、張羅伙食與服裝，並處理現場的各項庶務。

運動會當天，我留在田徑場內打理一切。當時準備的便當數量，是根據選手與工作人員預計的，並未包含陪同的家長。午餐時間，一位正吃著便當的小朋友突然抬起頭問我：「阿姨，可以再給我一個便當給媽媽嗎？」

我不確定當時自己有沒有多生出一個便當，只記得那位媽媽一臉不好意思地連聲說不用。後來，我們在場邊聊了起來。

媽媽平靜地告訴我，她自己是癌症患者，不知道還能陪孩子多久。因為孩子自閉症的關係，父親長期對他們漠不關心，但她已經告訴孩子的父親，自己可能將不久於人世。

聽著媽媽訴說與孩子間的點滴，我的心揪成一團。孩子笑得那樣天真、單純，他或許還不知道死神的腳步近了，只看得到他對媽媽滿滿的依戀。我不禁想，如果有一天媽媽真的離他而去，這個孩子該怎麼辦？那位平時疏離的父親，能像媽媽這樣細心地守護他嗎？孩子，承受得住這一切嗎？

但這終究是人生，每個人生命中沈重的功課，最終都得自己一筆一畫地寫完。

採購小白之除草噩夢

 俗話說「風水輪流轉，三年一閏，好壞照輪」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年的運氣真的跌落谷底，所有折騰人的事全讓我遇上了。繼廣播系統與監視器維修之後，緊接著登場的是「除草」專案。

原本這項業務多年來都由固定廠商承作，偏偏在我接手那年，老廠商全數落標，進來的全是新面孔。更巧的是，河東與河西的得標廠商都出了問題，深究背後原因，全是「低價搶標」惹的禍。

先說河東的狀況。廠商得標後立刻將工作分包出去，第一個月還算平靜，到了第二個月，里長的抱怨聲開始四起：草割完沒清、排定時間到了卻不見人影。正所謂「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」，春天的草長得飛快，里長等不到人、民眾打 1999 陳情，壓力全往我這兒倒。

我急忙聯繫廠商，分包廠商竟然兩手一攤說：「價錢太低，我不打算割了。」雖然這是他們內部的成本問題，但我身為承辦人豈能坐視不管，只能硬著頭皮不斷溝通，同時密集發文給廠商留下履約紀錄，避免日後的法律爭議。費了好大一番功夫與廠商「搏感情」，好不容易才求得他們每個月準時出現，但即便來了，施工品質也是「二二六六」，讓人心驚膽顫。

河西的情況也沒好到哪去。除了要面對里長的種種刁難，廠商因為標價過低，全區只派了三名人力。我看著他們每次都踩著履約期限的底線才勉強完工，整天都得為他們捏把冷汗。

那幾年的日子，我過得容易嗎？在這種高壓、瑣碎且充滿衝突的環境下，我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，尤其是每逢生理期更是苦不堪言。

採購小白之監視器維修驚魂記

 在辦完廣播系統案後，我開始處理每天由里幹事送進來的監視器報修單。當時的我沒多想，幾乎每一件都批示「如擬」。沒想到兩個月後進行結算，我赫然發現短短時間內，整年的契約價金竟然快被用光了，只剩下區區一萬元左右——這原本可是預計要執行一年的預算。

當下我整個人嚇傻了。請教前輩後才知道，他以前並不會照單全收，而是會審核案件的必要性，或者適度緩一緩。我想，里長們大概是察覺到換人接手了，想趁著新人上任、搞不清楚狀況，把以前沒過關的案件一次塞進來，才造成這種預算爆炸的結果。

原本我想，大不了再辦一個新標案來銜接，但現實遠比想像殘酷。送到「老二」（副首長）那一關就被擋了下來，長官認為我沒有落實把關，全案直接退回。

看著這副局面，我心想：既然你們先對我不義，也別怪我後面置之不理。於是我乾脆發通告給每一位里幹事，明確告知：「經費用罄，剩下的餘額要留作緊急搶修使用，年底前所有監視器一律不再受理維修。」或許是老天保佑，那年沒什麼大颱風，不需要大規模搶修，我就這樣有驚無險地撐過了這一年。

這次經驗教給了我深刻的一課：站在你面前、看似和藹善良的廠商，或許就是背後鼓動里長送件的導火線。他們在測試承辦人的底線，看你懂不懂行、好不好唬弄。套句社群媒體常用的梗圖：「不要把廠商想得那麼壞」，但實際上，他們往往也是因人設事、看人下菜。

即便看穿了廠商的樣態，我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：凡事追求公平合理。我不貪廠商的便宜，但也絕不認同「出錢的就是老大」。大家照合約走，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這才是公務員長治久安的相處之道。

採購小白的震撼教育

 話說當年我從社會課重回民政課，手邊接踵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的採購案。從撰寫招標文件、派工到驗收，對於當時還是「採購小白」的我來說，簡直是壓力山大。

面對排山倒海的案件，我只能依優先順序排定期程。首先處理的是廣播系統案，歷經第一次流標，第二次終於順利標脫。但畢竟經驗不足，我當時並未意識到「履約管理」的重要性，當施工廠商來電詢問技術問題時，我常感到不知所措。問了前輩，建議我請監造廠商與施工廠商自行聯繫，確認圖說與施工細節。沒想到，幾通電話後，監造廠商竟然放了施工廠商鴿子，導致兩家廠商鬧翻，埋下了後來驗收時正式爆發的未爆彈。

履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摩擦，我已預感不妙，事先向政風室報備。因此，雖然該案未達公告金額、監辦單位不一定要實地參與，政風主任仍特地抽空陪同驗收。抵達第一個驗收點時，監造廠商竟然一問三不知，不但帶錯路，連廣播主機裝在哪都搞不清楚。政風主任當場一頓臭罵，嚴厲質疑監造到底有沒有落實監工？監造廠商被訓得不知所措，只能緊閉雙嘴，因為再解釋下去也只是被「洗臉」的份。

幸好這次有政風主任同行，讓我在面對強勢或不負責任的廠商時省心不少。雖然後續為了「鵝頸麥克風」的規格問題，我對監造廠商仍頗有微詞，但最終事情還是順利解決了。施工廠商看我盡心盡力地協調處理，最後也感念這份心意，把那口怨氣給吞了下去，配合完成結案。

這是我的第一件採購案。全案辦結後，我深刻體認到履約管理才是採購的核心，這份經驗讓我隔年寫標案時更加精進。現在回頭看，這場混亂的震撼教育，也算是一個好的結果。

戶政機關的宿命

 回想起某年的春節假期，我竟然是在家審核「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表」中度過的。在戶政事務所，除了每天繁瑣的例行業務，這種額外生出來的專案工作從沒少過。雖然有些許微薄的審核費，但耗費的時間成本卻極高。

當時的計畫是公所負責訪查、戶所負責審核。以我的個性，寧願窩在辦公室或家裡埋頭審核，也不願在外拋頭露面地訪查，用現代的 MBTI 來形容，我就是名副其實的「I 人」。那年過年或許正值情傷，哪兒都不想去，除了大年初一出門拜拜，剩餘時間都把自己關在家，獨自與那一疊厚厚的調查表為伍。

這就是戶所的日常。因為全台各鄉鎮市區都有設點，每當政府有新政策要推動，第一個想到的總是戶政，因為我們最基層、民眾最容易到達。這種「便利性」帶來的額外負擔，似乎成了戶政人逃不掉的宿命。

深究原因，除了位處基層，我覺得另一個主因是「專業門檻的不對等」。同樣是基層機關，為什麼上面不叫稅捐處或地政事務所協辦這些雜務？說穿了，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聲音不夠響亮、專業度不夠有力。就像「廢除印鑑證明」這件事，喊了快三十年，至今仍推不掉，就是因為戶政司永遠講不過地政司。

此外，各縣市政府為了比拚「創新」，有時甚至不顧主業，去搶別人的工作來做。從最初的「代辦護照初辦」，民眾都拍手叫好，議員也在議會上詢問開放「代換護照」。我想這只是早晚的事，即使基層戶政人哀鴻遍野，上位者也聽不見。這種不斷擴張的便民服務，或許就是戶政機關無法擺脫的「命」吧！

八面玲瓏的江湖功夫

 能在鄉鎮市公所安穩存活的人，多半都具備八面玲瓏的長才。

公所的人力結構複雜，除了正式公務員，還有不少帶著背景進來的約聘僱及臨時人員。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必須隨時留心人際間的脈絡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踩到地雷。對內要與背景各異的同仁共事，對外還要面對里長、代表這些眾多的「公公婆婆」。如果沒有三頭六臂，真的很難在這個圈子裡生存。

雖然我在公所的時間不算長，但深感要把這群人「按捺」好實屬不易。你得一邊和顏悅色地說明法令規定，一邊還得應付各種牛鬼蛇神的不合理要求，那種心理壓力可想而知。

此外，我也觀察到明顯的城鄉差距。越是都市化的地方，溝通成本越高，有些人甚至知法玩法，非要逼著你跟他在法律邊緣遊走；反觀鄉下地方，只要能動之以情、曉之以理，大多數人還是能聽進去並接受規範，處理起來反而相對單純。

我記得以前有一位資深前輩，他接起電話的口氣常讓我印象深刻。他會劈頭就對電話那頭說：「吼！里長，你這樣做會被抓去關喔！」他完全不畏懼地方勢力，直接了當告知這條路行不通。他習慣先用「後果」嚇阻，再娓娓道來相關規定，里長雖然聽得不開心，但礙於法規風險也只能照辦。

這位前輩功力了得，無論對上或對下，都有自己的一套「江湖功夫」。即便有人被他氣得牙癢癢，卻也因為他站得住腳而無可奈何。這再次印證了：只要堅持做對的事，連老天爺都會幫你，讓你擁有誰也撼動不了的位置。

監視器「借屍還魂」的真相

 所謂「借屍還魂」的監視器主機究竟從何而來？這得從一段荒謬的往事說起。每位里長競選時，都把裝設監視器視為選票的萬靈丹，卻沒人預見後續維修的艱難：鏡頭與線路在戶外風吹日曬，故障率極高，但里長們只求先裝再說，只要能對里民有所交代，後續的維修難題通通拋諸腦後。

民國 90 年初，各里瘋狂爭取裝設監視器，這也讓動歪腦筋的人有機可乘。有人與廠商勾結，標案規格訂得極高，實際卻安裝低階鏡頭，從中賺取價差。直到後來發生案件需要調閱畫面，才發現影像模糊到根本無法辨識，東窗事發後檢調介入，多位里長因此被起訴。

受此教訓，當時的縣政府發布行政命令，全面禁止各里新設監視器，僅能就現有設備進行維修；若有治安需求，則改向警察局申請「天羅地網」租賃系統。然而，由於天羅地網無法讓里長隨意做人情，且租金昂貴，多數里長並不領情，除非真的發生過線路掉落砸傷人的賠償糾紛，才肯死心接受。

就在這種背景下，出現了「借屍還魂」的怪象。舊主機過期壞了，里長不願報廢，竟自費購買新主機疊在舊機器上「矇混」。每次維修驗收，大家看到有機器、有畫面，也就敷衍過去，未曾深究線路接往何處。這種做法在里長間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成為公開的秘密。

直到里長交接，前任沒把私買的機器收走，又直言公家財產早已報廢，引發新任里長不滿而向上市長告狀，這才掀開了鍋蓋。我記得當時市府承辦人曾致電質問我：「為何不讓里長維修？」我直言：「那不是公所財產。」對方竟情緒性地反駁：「那是因為你們不讓里長換新，他們為了選票才不得不這樣做！」我冷靜回應：「不是我們不讓換，是縣府規定的，且有替代方案，是里長不願意採納。總之，非公所財產，依法毋須維修。」那名承辦人氣我「不通人情」，而我心裡想的是「依法行政」。

到了民國 109 年前後，當大家還在為了龐大的監視器拆除經費爭吵不休、里長們不願動用「里基層工作經費」時，回頭看我當年的強硬清查，早已利用當年的預算把問題解決了大半。想想有時自己確實有些「先見之明」，堅持做對的事，老天爺自然會幫你。即便當時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我慶幸自己從未向那種歪風屈服。

白紙黑字的防線

 有時候事情難辦，關鍵不在事情本身，而是在於「人」。

在公所那種「對人不對事」的環境裡，只要人對了，事情大概就成了一半；要是人不對，再簡單的小事也能拖上十天半個月，遲遲無解。桃園升格後的第一年，我很慶幸課長換人了。戶所的老同事曾提醒我，新官上任總有蜜月期，要好好配合讓這段和平時光長一點，事情才會好做。的確，雖然當時的首長不太喜歡我家課長，但副首長卻很挺他，這讓我們民政課還能保有一段相對順遂的執行空間。

就在這時，年底里長交接後，新任里長因為舊有的監視器問題，一狀告到了市長那裡。棘手的難題丟了回來，當時我的立場很堅定：全面清查。凡是那些「借屍還魂」、來源不明的監視主機，都不應再耗費公帑維修，而是應該直接拆除報廢。

這個主張獲得了課長的支持。於是我堅持：只要不是公所列管的財產，一律不予維修。里長們在無計可施之下，只好同意報廢拆除。光是第一年，我就拆掉了全區近三分之一的監視器。

這份成績之所以如此「斐然」，並不是因為我有多厲害，而是從課長到上面的決策者都願意支持。期間不斷有里長透過市府高層施壓，要求我通融維修，我一律採取「請釋」的態度——我要看到的是白紙黑字的公文指示，而不是口頭上的承諾。在這種堅持下，里長們也拿我沒皮條。

回頭想想，有時候事情的成功，確實需要一點運氣。當下的氛圍對了、長官挺了，一切自然好辦。

勇於跨出框架的挑戰

 公務生涯將近三十年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光都留給了戶政事務所。仔細回想，為什麼當年的我，會在那裡待了整整九年而未曾想過調職？那是我最精華的大好青春，直到結婚才選擇離開。

最直接的原因，或許就是「離家近」。那時不論有沒有交通工具，走路大約三十分鐘就能到。當年丁等特考錄取，月薪才兩萬四千多元，扣除交通與伙食費後所剩無幾，實在沒有太多向外發展的誘因。加上對業務日漸熟悉，除了偶爾工作不順會萌生退意，大部分時間都缺乏到外面世界闖蕩的動力。

但現在回頭看，我反而覺得年輕時真的可以「多方嘗試」。雖然這常被視為穩定性不高的表現，但如果是有計劃、有目的地調職，每一跨出的一步都是在追求理想，那就是一份值得的自我投資。這樣做，才不會讓自己永遠受困在同一個系統的窠臼裡，看事情的眼光也會變得不同。

我很慶幸，自己在那時因為結婚而毅然選擇跨入不同性質的單位。雖然之後為了家庭因素輾轉換了幾個地方，但也因此接觸了各種業務面向。經歷了這些起伏，最後才來到這個看似能讓我安穩做到退休的處所。

公職路很長，真的不要為自己設限。如果心裡決定了要出走，就請肯定自我的價值，大步邁前。

我所看到的里長

 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我的認知與經歷中，「里長」似乎鮮少是那種純粹的善男信女。當然，好的里長一定有，但在我的工作範疇內，遇到的多半不是什麼易與之輩。這也是我一直很排斥擔任「里幹事」的原因——那種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的溝通困境，實在令人心累。

我在公所的時間不算長，轄內的里長人數也不多，但只要遇上一、兩位難搞的，就足以讓工作苦不堪言。民國 103 年 7 月，我從社會課轉回民政課，承辦的業務與里長息息相關。前半年還在摸索，日子還算平靜；到了 104 年，光是為了「除草」這件事，我就被兩位里長搞到暈頭轉向。

為什麼前任都沒事，到我接手時就風波不斷？答案很簡單：因為廠商換了，而且不願再讓里長像以前那樣「為所欲為」。

一開始是因為廠商不熟悉路線，我依慣例請里長帶路。大部分里長會照圖施作，但少數幾位卻動起歪腦筋，常要求廠商多割一些不在合約圖說上的路段，甚至要求另闢新徑，導致驗收時對不起來。從年初開始，我就在廠商與里長之間疲於奔命地溝通。因為廠商堅持照圖施作，里長便老羞成怒、拒絕在紀錄上簽名，導致驗收卡關。

為了不被里長牽制，我決定跳過他們的「帶路」，親自督工、拍照存證，並回頭檢討契約的合理性。這才勉強解套。

這件事只是冰山一角。或許是我運氣不好，碰到的盡是些愛佔公家便宜的人。這也讓我對這個群體始終抱持著審慎、甚至帶點「有色眼鏡」的眼光。在這些互動中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為了個人利益的算計，而非真心實意地為里民服務。

不求改變的人事物

 去年開始接手公文管考後，我發現補助案的辦理期限在一般公文規範下根本無法如期完成，導致公文必須頻繁申請展期。面對這個問題，業務單位卻始終堅持「沒辦法解決，只能這樣」。

去年 8 月，我聽了一場創新提案說明會，看到其他單位利用系統或 AI 輔助，大幅縮短了人工審查的時間。於是，我主動提出了「透過 AI 協助審查補助案件」的想法。沒想到初審順利入圍了，接下來還得通過複審才能知道是否中選。

坦白說，當初我提出想法時，業務單位的態度非常消極。他們以業務繁忙、沒人能撥空撰寫提案為由推託，最後在長官的要求下，這個擔子落到了我身上。然而，業務單位依舊興趣缺缺，一副可有可無的樣子。這讓我原本想解決問題、減輕同仁（尤其是新人）負擔的好意，瞬間冷了一大半。看著主管那種消極的態度，我發現自己一點都不想再為複審簡報努力了。

其實，該單位的主管從承辦人一路升到科長，對單位內部的沉痾最清楚不過，卻始終缺乏解決問題的思維。他的邏輯似乎是：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，大家都很忙，沒空去做業務以外的事，所以就讓它維持現狀吧。

對於這種作法，我實在無法認同。但轉念一想，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這或許就是那個單位的「業」，只能由他們自己去承擔。我也決定不再為了這個案子盡心盡力地去爭取，畢竟如果我做得辛苦，業務單位卻完全不領情，那又何必呢？就讓一切隨緣吧。

戶籍簿頁修補之阿信般的日子

 民國 86 年全面戶政電腦化，這對外界來說是個轉折點，但對我們而言只是另一個挑戰的開端。那時只是將人工抄寫改為電腦登錄，若民眾要申請 85 年以前的戶籍謄本，我們還是得一步步翻閱舊簿頁；距離真正的全面數位化，還有一段漫長且艱辛的路。

印象中在 86 年前後，曾針對日據時期的簿頁推過一項計畫，具體細節我已模糊，只記得那次大概是失敗了。直到幾年後，為了「數位掃描」做準備，我們開始了浩大的「修補戶籍簿頁」工程。

單位先統計出電腦化前的舊簿頁總量，平均分配給每位同仁，並規定每週必須繳交的數量。於是，在例行公事之外，這些修補工作就成了沉重的額外負擔。上班時間根本做不完，大家只好紛紛帶回家處理。那陣子，我常把厚重的戶籍簿本帶回家，在客廳圓桌上一邊黏補、一邊跟家人聊天看電視，那種「家庭代工」般的節奏，竟也成了緊繃工作中的一種自我療癒。

關於數位化的前置作業，我參與到這個階段便告一段落。隨後的掃描程序我並未參與，因為我選擇離開了待了整整九年的戶政體系，「阿信」般的戶政生活也在此畫下了句點。

回首這九年，我在櫃檯第一線待了兩年。雖然之後轉往後勤，但只要現場等待人數過多、需要後線支援時，我始終是那個「隨時能上場」的戰力。我不只會辦理簡單的謄本申請或換發戶口名簿，各種類型的複雜案件我都駕輕就熟，說我是「全方位」的戶政人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或許是因為讀資管出身，系統操作對我來說毫不費力，加上我平時勤於研讀戶政法令，在「資訊技術」與「專業法規」的雙重加持下，辦起事來自然更加游刃有餘。

手繪門牌的戶政人

 自從踏入公職，不知是因為天生勞碌命，還是八字不夠硬，專案總是一個接一個。民國 86 年的戶口校正才剛收尾，隔年又迎來了「全面換發門牌」這項大工程。

這是一項極其繁瑣的體力活。為了建立完整的門牌圖檔，我們必須親自下鄉，挨家挨戶走遍自己負責的里，按鄰將房屋位置、門牌號碼及街路名稱一一手繪記錄在紙上。等繪製完成，才由委外廠商依圖掛上新門牌，最後我們還得回頭複查掛設位置是否正確。

早期的圖資因為道路新闢或重劃，往往與現狀落差極大，以前民眾來申請門牌整編證明時，常會發生找不到資料或記載錯誤的情況。因此，藉由這次專案重新建立完整的圖資，確實有其必要。

我記得繪圖期程只有兩個月，正好是酷熱的暑假。因為我負責的里並非都在熱鬧區域，有時得一個人走在偏僻的鄉間小徑。那時心裡感覺到的不是孤單、寂寞、冷，而是深刻的恐懼——萬一遇到壞人，真的是叫天天不應。為了壯膽，有時我還會請二弟陪我一起走。我有一位負責純鄉下地區的同事，回來後甚至在廁所大哭，因為她被成群的野狗瘋狂追逐。

這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。回想起來，當時的我們真的是一群勇敢的戶政人，憑著一股「命令下來就做」的傻勁，使命必達。

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門牌地圖查詢系統，或許其核心基礎就是當年我們這群人頂著烈日、不畏風吹雨打，甚至是在野狗狂吠追逐下，一筆一畫精實建立起來的。這項工作雖然辛苦，但比起許多口頭喊喊的績效，它留下了真正有用的資料給後進，這份紮實的成就感，至今想來依然值得。

印記 86 戶校

 剛到戶所報到一年左右，台灣發生了震驚全社會的白曉燕命案。為了清查治安死角，內政部宣布辦理全面「戶口校正」，由戶政事務所與警察機關合作，逐戶查對戶籍資料與實際居住狀況。

那已經是民國 86 年的事了，台灣早已是工商社會，不再是早年的農業社會。許多人外出就學、就業，家裡通常只派一個人拿著全家的身分證和戶口名簿來核對。我當時心裡一直有個大問號：僅僅核對證件，真的能確保資料準確、甚至清查出無戶籍或非法居留者嗎？老實說，我看不出這項工作的實質意義在哪，對成效更是存疑。

當時的校正地點通常選在鄰長家或社區活動中心。事前我們得先聯繫鄰長，確認他們有空幫忙發通知單、商借地點，再親自把通知單送到鄰長家。到了約定那天，我們就坐在那裡逐一核對資料，整個計畫為期兩個月。忙了兩個月過後，除了民眾的身分證背面多了一個「86戶校」的紅色印記外，我真的不知道還留下了什麼。

但在那段日子裡，我確實看到了台灣最美的風景。有些鄰長真的非常熱心，眼看時間快結束了，還會主動詢問，幫忙打電話催促還沒來的住戶；甚至會擔心那些真的沒辦法來的民眾，之後該怎麼補辦。真心感謝這些鄰長的鼎力相助，讓那段枯燥的校正日子多了點人情味。

荒謬的是，戶口校正結束後，上面又接著要求辦理「戶籍巡迴查對」，而且每個月都要報成果。面對這一連串脫離現實的工作，我只能感嘆長官們真的不知人間疾苦。在那個資訊已經開始流動的時代，還想用這種傳統、甚至帶點防衛心態的做法來查對戶籍，我們也只能虛應故事、敷衍了事。

輔導員的傳承與責任

 最近臉書和 Threads 上，對於公務單位「業務交接」的討論非常熱烈。許多新人才剛報到，就遇上年底結案的尖峰期，一大堆懸而未決的專案排山倒海而來。在新人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就得面臨年底結案核銷的巨大壓力。結果，很多人還沒撐到受基礎訓，就已經遞出辭呈走人了。

雖然我當年報到時不是年底，但我完全能理解那種無助感。當時還沒有「輔導員制度」，凡事都得靠自己摸索、到處問人，那種摸黑前進的辛苦，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我覺得「輔導員」制度本身是友善的，至少前四個月不必蓋自己的職章，有個緩衝期。但遇到什麼樣的輔導員，真的決定了新人的公職命運。根據我的觀察，如果新人素質好，遇上「佛系領導」的輔導員，或許還能靠自己摸索上軌道；但如果新人自主學習能力較弱，又遇上不願指導的前輩，進入狀況的時間就會拖得很長，甚至永遠在狀況外。

還有一種輔導員更糟糕，老愛講些不正經的歪理或機關八卦。如果新人剛好是怕事、沒主見的類型，久而久之，工作價值觀也會跟著變得扭曲。

我認為，身為輔導員就要有「對這個新人負責」的認知。所謂的「佛系領導」，事實上往往只是未盡管理責任的藉口。當主管把一個新人交給你，你就有義務帶領他走進團隊、協助他快速融入，而不是任其「放生」。

試著想像，如果這個新人是你的孩子，你會如何教導他？我們會仔細交代工作上的應注意事項，而不是塞給他一堆八卦傳聞。這是輔導員的基本職責，也是一種專業的傳承。

從我第一份工作開始，幾乎都是在沒人帶領的情況下苦撐過來的。因為走過這段路，我更清楚箇中的艱辛。如果有一天主管指派我擔任輔導員，我一定會盡我該盡的責任，不讓那種「孤軍奮戰」的遺憾在新人身上重演。

櫃檯人龍練就的 EQ 課

 位置愈高，責任愈重。如何在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時，不將負面情緒轉嫁給同仁，真的是一門一輩子的功課。

回想起我在社會課辦理中低收入老人複查的日子，那是一場體力與心力的雙重考驗。原本計畫是分里寄送通知單，但老人家心思焦急，看到鄰居收到通知就跟著跑來。人既然都來了，總不能請人家回去，於是我的櫃檯前整天大排長龍，忙到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。中午隨便扒幾口飯，又得趕快整理資料，深怕下午上班時間一到，外頭的人龍又會湧現。

當時旁邊的同事誇我脾氣好，不僅受理速度快，還能同時接電話、應付隨時穿插進來問問題的民眾。我想，這應該是早年在戶所兩年多櫃檯訓練出的成果。初任公職時，一年內就遇上三次選舉，為了不讓民眾久候，我們得拼命消化人潮。在這種高強度的訓練下，受理案件對我來說從來不是難事。

在櫃檯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人，前一位民眾可能對你客氣有禮，下一位卻可能毫無理由地破口大罵。當你不能頂嘴時，唯一的選擇就是忍耐，更不可能把憤怒轉嫁給下一位民眾。當然，人都有情緒，有時自己心情不好，遇到講不聽的民眾也會想翻白眼，甚至曾有民眾對我說：「不要以為你戴著口罩，就可以給我臉色看。」這讓我驚覺，雖然民眾看不見表情，但仍能從眼神或語氣中感受到我的不悅。

如果說櫃檯經驗帶給我最大的養分，我想就是面對人群的「應對能力」與 EQ 的訓練。現在身為資深人員，我時常提醒自己：不要因為工作壓力大，就把情緒發洩在同仁身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，也是對同仁的尊重。

在其位謀其政

 有時候，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專業標準，在別人眼裡可能微不足道。但我能做的，就是站在我的位置與職責上，說出我該說的話。

最近有一件採購案讓我頗有微詞。我覺得某些長官真的該去上上課，好好了解什麼叫「採購全生命週期」。不要再用那種老掉牙的思維來處理現在的案子；以前沒出事不代表做法是對的，那純粹只是運氣好沒出事而已。

政府採購，工程會推動應有「全生命週期」之觀念，以工程採購為例，生命週期分為五大階段：計畫、規劃設計、招標決標、履約驗收，以及維護營運。執行過程必須一棒接一棒，絕不能掉棒，才能發揮採購效益。

任何採購案在最初的計畫階段，就該設想好目的與預期達到的境界。如果這一趟旅遊，想要「吃好、住好」，那在食、宿上的要求就該特別嚴謹，承辦人不是隨便拿前案抄一抄，匆促上網公告後，看到廠商服務建議書沒達標，卻又礙於只有一家投標而勉強讓其合格，甚至在後續議價程序中大改特改。看到這種做法，我真的只能在一旁傻眼。

站在我的立場，該提醒的我一定要說。不管是誰來問，我都會表達同樣的觀點、寫下同樣的意見。我甚至打算在主管會議上再次提醒：這些擔任評選委員的長官，評選案真的不是讓你們這樣玩的。一旦後續出問題，最後還不是要簽出來讓大家一起扛？既然怕出事，就照規定來，這真的有這麼困難嗎？正所謂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」。

有了之前公務車案件的前車之鑑，同事的提醒依然在耳邊：我只要提供「說法」，不用替他們想如何「依法」。至於最後他們決定怎麼做，那就是個人的選擇了。正所謂個人造業個人當，那已經超出我的職權範圍了。

走過框架看見職場眾生相

 回想起在戶政事務所的日子，因為有「為民服務考核」的壓力，我們對民眾總是畢恭畢敬。不論遇到多無理的謾罵或要求，櫃檯人員都得沉住氣，耐心地解釋無法辦理的原因；要是忍不住頂撞一句，事後就得花更多時間去回覆 1999 投訴。那種負面情緒，往往只能在下班後靠同事間互相取暖來排解。

我職涯的前九年都在戶政體系，直到後來調往台北的公所，才驚覺原來戶所的服務態度是如此「卑微」。輾轉再回到地方公所，發現這裡的同仁對民眾講話毫不客氣，甚至有人說：「這樣才不會被欺負。」這讓我感觸很深，原來戶所的服務水準真的已經沒得挑剔了。

人常常待在自己的小圈圈裡，以為全世界的日常都是如此；如果不走出去看看，很容易就在框架裡變得自以為是。走過戶所、公所到縣市政府，接觸了不同面向的業務後，我才慢慢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這也是為什麼在孩子還小的時候，即便為了離家近，我也不願再回戶所的原因。

公所就像是個小型的縣市政府，內部課室間的互調非常稀鬆平常。好處是在熟悉的人際關係中可以接觸不同業務，壞處則是這種調整往往不由自主。有時候，承辦人就像一顆棋子，首長高興把妳擺哪，妳就得去哪。

公職生涯即將邁入第三十年，我看透了不少事。除了在公所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，現在則面臨一群不按牌理出牌的長官。或許，現在正是該多讀讀《莊子》的時候了。

一場關於權力的輪迴

 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磁場或環境，會造就出這樣一群人：他們總覺得別人能力差，只有自己懷才不遇，只是沒遇到伯樂。

以前在戶政事務所，通常只有選舉時才會接觸到公所的人。直到自己進了公所，才從眾人的談話中，隱約察覺到那股濃厚的競爭煙硝味。每個人字裡行間彷彿都在暗示：換成他來做，絕對會做得更好。

這些人只有在「集體落難」時才會吐露真心。記得我剛進公所時，社會課櫃檯的承辦人中，竟有一半以上是從課長被降調來的。他們就坐在那裡受理民眾申請業務，有些愛面子的，為了躲避熟人關切的目光，趕緊辦理退休；不能退休的，只能在櫃檯默默忍耐，等待哪天能再次「出頭天」。

那段時間，公所課室主管的折損率極高。那些被換下來的人，多半是因為選舉「押錯寶」；只要沒出什麼大差錯且沉得住氣，多半還有翻身的機會。像我這種直接當面說「把我換掉」的，在他底下幾乎是永無翻身之日。不過我也不在乎，我只想著趕快離開。

果然沒過多久，社會課那些原本垂頭喪氣的同仁，又一一回到了課長或隊長的位置，重新擺出那副頤指氣使的樣子。但這又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，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被鬥下台。

在我待過的幾個單位裡，大概就屬這裡看見了人性最不堪的一面。在那位自大的「土皇帝」與一位忙著鞏固地位的主秘聯手下，整個單位被搞得昏天暗地。直到這兩個人相繼離開後，這裡的空氣才終於讓人感到清新了不少。

檔案管理是一個循環

 在投入半天時間深入學習檔案管理後，我發現這項工作背後的程序與步驟遠比想像中繁瑣。為了改善目前單位的現況，我正式向主管提出了建議。

去年參加了為期三天的「立案編目」課程後，我更深切感受到，檔案管理要做到位真的不容易。這是一項一環扣一環的精密工作：如果源頭的立案沒做好，後端得花數倍的心思去修正；更何況檔案是一個持續的循環，新檔案不斷湧入，舊檔案則面臨年限到期後的銷毀或鑑定。每一關，都是繁重的體力與腦力活。

有鑑於現任的檔管人員即將退休，為了讓後續接手的人能有所依循，不至於面對檔案堆卻一頭霧水，我非常感謝一位已退休友人的提醒。他建議我：在資深同仁退休前，務必將相關作業程序（SOP）建立起來。我們不求立即有什麼驚人的突破，但至少要讓接手的人能維持住現有的水準，讓業務運作不致中斷。

我的陞職記

 回想起自己陞任股長的那段過程，真的非常不簡單。

在我回到這個單位的第五年，當時的股長榮陞到府內其他機關，終於空出了一個職缺。但那陣子人事變化很大，職缺的安排往往得看上面的意思；除非上面沒有屬意的人選，機關內部的人才有機會內陞。

在股長收到派令當天，主任就找我去談話。他直白地告訴我，這時候不找人脈「講一下」是行不通的。我只好硬著頭皮聯絡了在地議員辦公室的人（也是我國中同學的姐姐），請她安排拜訪的時間。然而一週過去，收到的消息都只是淡淡的「議座知道了」，沒有具體進展。

這時爸爸開口問我進度，我實話實說。爸爸提議，他有一位卸任代表朋友跟現任大老闆的辦公室主任很熟，問我要不要請他幫忙？我心裡雖然忐忑，但也只能點頭說好。隔天在代表的引薦下，我見到了辦公室主任。簡單聊了幾句後我就先下樓，留他們兩位敘舊。幾天後，我看到那位主任出現在我們辦公室找主秘，感覺得出來，他是親自來確認「我這個人」到底如何。

內陞有一定的程序，當時局裡有資格的人都能投件，沒想到那次竟然有七個人競爭。在甄審會議上，我頻頻受到主席的刁難，好在我的單位主管始終力挺，這才驚險過了甄審會這一關。但內部程序結束後，公文送上去簽核卻遲遲沒有下來。

直到中秋節前，爸爸問我確定了嗎？我說公文還沒簽准。爸爸再次請代表朋友去拜訪那位主任，結果隔天公文就簽下來了。

這段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煎熬，也認清了公務圈中一些令人詬病的現實。這件事讓我看清了某些人，但也特別感謝那位力挺我的主任。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人助天助吧！在正式收到派令後，我捐了一萬元給寶貝潛能中心，除了做公益，更是發自內心地謝謝老天爺的幫忙。

學習好的領導

 早上在臉書看到一篇文章，討論為什麼職場上的資優生，當了主管後常變成「大反派」？文中提到，台灣職場很常出現「量產自己」的心態，主管總愛說：「我以前可以，為什麼你不行？」這種做法強行把別人的靈魂塞進自己過往的成功模具裡，最後模具和成品都會碎掉。

這段話正好呼應了我這一年來的內心對話。回想當初我剛調來這裡，一個人承辦採購、資訊、綜合和專案，業務量非常驚人。有一年，同辦公室的同事去受訓一個月，所有的業務都由我代理，等於那段時間我一個人扛起兩人的職務，我也這樣熬過來了。現在，採購和資訊已經分給兩個人承辦，而以前由我一手包辦的採購行政規則修正，現在也不用他們負責，但同仁依然忙到哇哇叫。

文章中提到一個觀點：「練習『配合』而非『複製』」。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個體，成功路徑也不一樣。領導者的工作是觀察對方的特質，配合他的特點去開發潛能。這點讓我感觸很深，我不能再用以前「我可以，你也要可以」的模式去套在同仁身上，更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跟我一模一樣。我現在能做的，是分享我的方法與經驗，幫他們減少摸索的時間，讓他們能盡快上軌道。

說實話，職場上的「資優生」通常不需要被管理，因為高度自律和主動是他們的個人特質。但並非每個人都是如此，所以「如何帶人」真的是一門高深的學問。希望在退休前的這幾年，我能真正學會「領導」這件事，不只是完成任務，更是成就他人。

那一年籃球場藏的滅火器

 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這種類型的主管？當你遇到事情沒報告、自己處理好時，他會怪你「自作主張」；但當你每件事都去請示時，他又不耐煩地說：「這點小事也要報告，那承辦人我來做就好啦！」

到底什麼事該報告、什麼事不用報告？老實說，這尺度真的很難拿捏。有時候甚至得看主管的心情，但你永遠不知道他下一秒會不會突然翻臉。

回想起我在公所處理滅火器汰換的案子，當時的首長硬是認為鋼瓶可以回收賣錢，不願意讓廠商直接收回處理。這可難倒了我們，為了換新滅火器，還得另外找地方塞那些舊鋼瓶。有的里長家裡大，還挪得出空間；有的里根本連個空地都沒有。

記得那年，某位里長一直打電話來催我找地方放舊鋼瓶。那個里除了活動中心外根本沒有閒置空間，但活動中心還有活動，完全騰不出位置。里長的電話一通接一通，我實在沒辦法了，只好請課長幫忙打個電話跟里長溝通，請里長也幫忙找找看。沒想到，那位「英明」的課長竟然甩給我一顆軟釘子，冷冷地說：「你跟里長都說不通了，還要我打電話？」

最後，是里幹事打來救場，說里長決定先放在社區籃球場的角落。為了避人耳目，我們還得去找塊大帆布蓋起來，用繩子綁好、石頭壓著，搞得像在藏什麼秘密一樣。

我和這位課長共事的時間不長，但我完全感受不到他有用心在輔導同仁。在他眼裡，事情辦圓滿是理所當然，出了錯就是承辦人該死。偏偏人家就是有「官運」，即便出了包，只要沈潛一陣子，照樣能繼續升官。

老同事教我的職場修煉

 今天帶弟弟去大溪普濟堂拜拜，巧遇了以前在公所的老同事。他現在退休後在廟裡擔任幹事，幫信眾解解籤詩。

回想起當年我剛調到公所時，他曾不解地問我：「怎麼不回戶政，反而跑來這裡？」那時我自認了解戶政的工作模式，並不想回頭，沒想到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這裡不好做。」當時我既然已經進來了，也沒想太多，只能抱著邊做邊看的心態。

後來聽同事說，這裡的主管竟然有八成都在吃憂鬱症的藥，大家甚至還會私下交流哪種藥比較有效。剛聽到時我嚇了一跳，但等自己親身經歷過後，我才明白他們為什麼需要依賴藥物——藥吃了能讓心情平靜一點，被長官痛罵時才不會那麼難受。那裡對許多人來說，真的是一個有毒的職場。

後來，這位同事受到前鎮長的提拔，升到縣府農業局擔任專員。我民國 104 年回到市府後，因為農業博覽會的業務跟他有所接觸。那時的他看起來依舊鬱鬱寡歡，總給人一種有苦難言、有志難伸的感覺。我想，對於一個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來說，那樣的環境或許真的很難快樂。沒過多久，他就申請退休了。

今天再次見面，他在關聖帝君座下服務，似乎有了完全不同的領悟。他問我是不是快退休了？我笑說還早，但我也沒打算做到屆齡，現在的環境真的不好做。他試著跟我解釋「識神」與「元神」的道理：元神是與生俱來的本真，而識神則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種種外境。他說，不要花太多精神在「識神」上，否則會耗盡自己的「元神」，那樣很不值得。

他說工作就是這樣，能做就做，不要去跟人家爭。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壓力，如果有人沒能力卻爭到了那個位子，那自然是他自己的功課，我們不需要替他負責。想開一點，該放下就放下，生活才不會被工作給拖垮。

回顧過去，對於「爭取」這件事，我一向比較被動。我始終抱持著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」的態度；儘管如此，在工作上我依然認真負責，因為我不是做給誰看，我只對自己交代。